近期，国务院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组赴浙江、湖北、山东、福建等地，推动各省落实稳住经济发展一揽子政策措施和接续政策措施，进一步巩固经济回升基础。

2022年即将进入最后4个月，中国经济将如何收官？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在超预期突发因素带来严重冲击、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的背景下，这份半年成绩单依然凸显韧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年中国GDP预期增长5.5%左右。在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逆全球化加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承压前行，继续展现韧性？

近期，辽宁大学校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级人才项目特聘教授余淼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汤铎铎两位嘉宾做客长江日报云端会客厅，围绕当前经济形势和前景展开分析和展望。

■ 7月份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增速17.3% 中国仍然是全球重要的投资目的地

长江日报：如何看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今年有可能实现预期增速目标吗？

余淼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下行压力。但中国经济总体向好、稳中求进的基调并没有改变。从7月份的数据表现可以看到，相比上半年，中国经济正逐步向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为3.3%。整个欧盟区经济增速预测是2.6%，美国是2.3%。

在全球经济增速总体下滑、通货膨胀等风险日趋增大的背景之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达到3.3%的增速，毫无疑问依然在引领世界经济增长。

客观来讲，如果按照目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发力，宏观政策积极靠前的态势下，中国经济有望达到3.5%，甚至更高一点。

长江日报：7月份的经济形势比上半年好了很多，具体怎么体现？

汤铎铎：7月份的经济数据有一些亮点。一是出口增速达到18%。疫情以来，我国的出口表现一直非常好，超出预期。出口价格指数也在上涨，这说明出口企业的利润状况有所改善。二是7月份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增速17.3%，说明中国仍然是全球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三是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9.58%和9.9%，在不断企稳。

余淼杰：例如，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整体高于上半年。国家也在想方设法从不同角度出台政策，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中小微企业的情况在逐步改善。

■ 未来五年或十年，国际经济发展可能会一直处在低谷 中国经济有能力抵抗不确定性

长江日报：如何判断当前我国所处的全球经济形势？

汤铎铎：中国正处于外部冲击频发期。从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我们一直处在各种外部冲击组合出现的阶段。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两个重要的周期——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互相叠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当前就处在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叠加的阶段，全球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都处在相对动荡也特别关键的时期。

余淼杰：未来十年，国际社会都将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第一点，经济危机有可能会爆发。我非常认同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危机是不能够消失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目前这种格局，已具备了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些前奏或端倪，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

第二点，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第三点，新一轮贸易冲突正在到来。一个特征是碳关税，欧盟碳关税会导致包括英国、美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也采用碳关税手段，很多主要工业生产国，包括中国在内，都会深受影响。

当新一轮全球经贸摩擦到来，加上疫情冲击，意味着未来五年或十年，国际经济的发展会处在低谷。

长江日报：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会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余淼杰：尽管全球经济发展态势严峻，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会深受影响。中国经济有能力抵抗不确定性。

如何做到呢？“双循环”非常重要。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当然会毫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敞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但如果国际经贸摩擦加剧，最重要的还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

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在于能否构建一个规模巨大、内需潜力巨大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如果构建成功，中国经济就会行稳致远；如果构建比较慢，就得爬坡过坎。从这个角度来看，“双循环”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方向。

从更广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进入到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只有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双循环”为主要推手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才能够在全球经济动荡的格局中，保持定力、对抗不确定。

汤铎铎：中国经济的确有能力抵抗不确定性，同时也离不开“以我为主，因时而变”。

“以我为主”就是要把国内大循环做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因时而变”就是我们要不断变换策略，才能在全球化、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最近四五年，我们在宏观调控方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业和通胀的传统宏观调控，已经变成了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折中，也就是说，防风险在宏观调控中已经成为重要目标。第二点，我们从传统的逆周期调节进入到跨周期调节，开展注重长效机制和内在机制的梳理。第三点，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相当谨慎和克制。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这一特征尤为明显。

整体来看，我们有更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中国还有制度优势。中国公共财富占比达到30%，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在经济遇到重大冲击时，公共财富的高占比给了政府更大的空间、更多的力量来应对，这也是中国经济韧性的体现。

■ “内循环”的一个关键词是对内开放 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当前中国经济竞争优势

长江日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如何同时做好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对外开放？

余淼杰：“内循环”的一个关键词是对内开放。我们一般讲对内改革，而改革的重点就在对内开放。

对内开放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点，以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早已不在于劳工成本低，而要看我们能否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第二点，要以降低关税来实现贸易自由化，以改善营商环境来实现投资便利化。国家提出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递进，目的是稳预期。预期非常重要，如果所有的人都认为明天会更差，那么明天一定会更差。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第三点，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当内贸的规模占到GDP的3/4，或者说当外贸的规模降到占GDP的1/4时，中国的“内循环”就做得比较好了。现在，我国外贸占1/3，内贸占2/3。而欧盟和美国，内贸的比重基本在3/4左右。

关于“外循环”，我有六个方面的建议：出口企业要做到出口多元化，不要一直瞄准欧美等成熟市场，而应未雨绸缪，多向周边各地布局，特别是东南亚等国；扩大进口，更多消费品进入国内市场，会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以数字经济大力推进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服务贸易出现逆差，数字赋能才能更好实现弯道超车；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差异化推进“一带一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建设；鼓励企业去东南亚、东盟等RCEP国家投资，企业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积极推进区域经贸合作，包括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下一步的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驾马车 未来将进一步延续上升态势

长江日报：面对当前的国内外局势，做好下半年国内经济工作，需要确立哪些宏观层面的共识？

汤铎铎：如果下半年没有负面的外部冲击，例如疫情没有大的暴发，供应链上也没有新的冲击，通过采取强有力的刺激动作，有可能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不过，从防风险的角度看，我们还是要努力维持政策空间的细水长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余淼杰：下半年的经济发展，宏观政策上必须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一是靠出口，二是靠基建。

出口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驾马车。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总额达到20万亿元人民币。全年的外贸总额有望达到40万亿元人民币。全年的贸易顺差，保守估计在4万亿元，将近5万亿元。

出口会不会在今、明年发生质的变化？我的判断是不会。首先，地区冲突加剧、欧盟经济停滞、美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这些地区在生产端捉襟见肘，不见得有很好的供应能力。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能够提供更大的出口保障。所以，未来我们的出口将会不断上升。只要我们的产业链、政策都相对稳定，这个态势就不会变化。

从另“两驾马车”（消费和投资）看，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培育。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积极的财政政策非常重要，这包括大量的基建投资和减税降费。

长江日报：下半年，中国如何实施好宏观政策？

余淼杰：在经济下行情况下，宏观政策更多依靠财政政策。实施宏观政策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比如在保市场薄弱环节方面，尤其是受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产业，例如餐饮、旅游、酒店、运输，货币政策能大量给市场主体纾困。货币政策要保持充分的流动性，尽量流向实体经济，同时用好政策性银行、新增信贷和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第二，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增强国际竞争力。由于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多边经贸体系在逐步削弱，区域经贸格局在逐步扩大并形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出现“短链化”的态势。比如，一部手机，原来可能有50个国家生产，现在变成30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附加值比重在动态调整。因此，我们要充分把握眼前的变化，努力提升附加值。

第三，加快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交通物流，优化国内产业链布局。如何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首先，入口上保证各要素的统一，国企、民企都能获得统一价格的要素，确保一视同仁；其次，出口的产品要做到内贸和外贸上的“三同”，即同种生产线、同种质量、同种标准。要做到这些，需要我们加快降低甚至取消贸易壁垒。其中，降低物流壁垒是当务之急。

第四，支持中西部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不只是看得见的铁路、公路、机场等硬基础设施，还有5G等“高速公路”的软基础设施，两条腿走路。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要做好标准“放管服”工作，改变思维模式，由正面清单改为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更要树立法治化理念，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 经济大省决定全国经济表现 “精准滴灌”的政策措施值得其他省份借鉴

长江日报：近期，国家多次要求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如何理解其背后的涵义？

汤铎铎：从中央层面来讲，未来一段时期，可能要有意识地预留政策空间，不能一把将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以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为抓手，进行宏观调控，节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

从地方层面来讲，经济大省挑大梁对地方政府同样有好处，地方政府有自己的信息优势，可以在这种局面下因地制宜，以此为契机发展本地区经济。

不管是面对疫情还是其他冲击，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面对冲击，对那些比较灵活、善于把握机会的经济主体来说，都是一次机遇。

从全国来看，区域之间的差异仍然比较大。因为发展水平的不同，就应该有不同的发展策略。

从近期来看，很多地区遭受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比如从上半年的增速来看，受冲击最大的是吉林和上海。吉林上半年经济增长-6.0%，上海-5.7%。

在多种复杂背景下，经济大省之外的其他地区，可以把这看成一个发展的机遇。以湖北为例，湖北的经济总量目前排在全国第七位，人均GDP排在第九位，湖北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将来会大有可为。

余淼杰：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这六个经济大省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占全国的45%，如果这六省的经济增速能够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哪怕其他省份低一点，全国也会有比较好的经济表现。

为什么是这六个省份？因为它们的表现相对比较好。

以广东的经济规模来讲，目前已经达到12万亿元，如果按照去年中国经济总量114万亿元来计算，广东的经济规模占到全国10%以上。如果从国际上横向对比，广东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印尼，达到澳大利亚的水平。

以前国家也有过类似“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提法，但没有像现在这么迫切。国家正在通过推动东部省份的快速发展，带动中西部、东北地区经济，实现协调发展。

不只这六个大省，在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中，湖北达到了4.5%，湖南达到4.3%，江西4.9%，安徽也高于全国平均经济增速，这些省份都表现得比较好。

从这些省份的表现中，有几点值得其他省份思考。

第一，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大，不搞“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政府的政策组合拳做得特别好。比如广东、福建，对工业、物流业都有很多具体举措。安徽也强调，政策要直达企业。这些都是“精准滴灌”的体现。

第二，“抓大放小”。抓重大项目建设，比如浙江，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张作战图、一个服务小组，“真枪实弹”地在做。

第三，投资。现在，就业相对困难，收入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消费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从总体上来讲，重点仍在抓大宗消费。比如，购买各种符合条件的家电、新能源汽车，直接给予财政补贴，同时还给予电商平台、商贸企业直接补贴。

另外，在外贸领域，要优化外贸的整体服务流程，积极支持企业出海抢订单。此外，这些省份无一例外都在关注工业投资稳增长的问题，确保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余淼杰：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在于能否构建一个规模巨大、内需潜力巨大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双循环”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方向。

汤铎铎：整体来看，我们有更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制度优势。在经济遇到重大冲击时，公共财富的高占比给了政府更大的空间、更多的力量来应对，这也是中国经济韧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