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驱动的服务全球化和创新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务贸易在各国开放型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愈发显著。疫情之下，中欧班列、海运和空运构成的巨大且有韧性的运输物流网络，以及技术、研发设计、金融、专业服务等为面向“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强大支撑，同时以互联网、大数据、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型服务贸易正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物流、基建、金融、医疗、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领域合作中表现出的巨大潜力，为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实现“双赢”和“多赢”创造条件。展望未来，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阶段，服务贸易必将扮演重要角色，也将迎来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的新机遇。

 

一、服务贸易对于“一带一路”合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服务贸易作为直接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交流交往的高技术含量、高文化含量、高附加值的贸易业态，对于提升“一带一路”合作层次和质量，全面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生活性服务贸易可以有效促进人员交流交往，对提升“一带一路”合作水平，改善沿线国家人民民生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十四五”时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开展的建设30个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加强中药类产品海外注册服务平台建设、组派中医援外医疗队等措施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民众、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和赴境外旅行人员等提供优质医疗保健服务，进而实现“民心相通”。

 

其次，生产性服务贸易可以有效支撑其他领域合作，实现物流、商流、信息流的互联互通，通过输出高技术含量产业，助力优化面向“一带一路”合作的产业结构。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物流业带来了严重冲击，集装箱设备短缺、航期大量延误、舱位难以保证、运费持续上涨等负面因素导致全球运输供应链陷入困境。而中国由于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住疫情，使得国内经济逐渐复苏，工业生产快速恢复，通过中欧班列、海运和航空运输等方式，将中国制造的生产生活物资和抗疫物资稳定供给输向全球市场，保障了疫情期间“一带一路”相关产业链价值链的平稳运行和居民生产生活的稳定。

 

第三，新型基础设施类服务贸易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和企业经贸往来合作提供更大的平台。传统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内容，并为改善相关国家生产生活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框架下，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大力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相关领域信息化合作，将有利于相关国家实现基础设施的智能升级，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和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发展环境。

 

二、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的现状与未来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得到全面拓展。商品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由11% 提高到15%，货物贸易世界第一大国地位得到增强，但是服务贸易依旧存在逆差。面向“一带一路”市场，我国服务贸易合作总体滞后，但潜力巨大。

 

（一）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总体特点

一是疫情之下服务贸易冲击较大，但目前已经恢复至疫前水平。受疫情冲击，2020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总额844.7亿美元，同比下降22.5%，在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比12.8%。其中服务出口377.3亿美元，同比下降0.9%，占比13.4%；服务进口467.4亿美元，同比下降34.1%，占比12.3%。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总额1126.5亿美元，超过2019年疫情发生前的1178.8亿美元，同比增长33.4%，在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提升至13.7%。其中，服务出口563.3亿美元，同比增长49.3%，占比14.3%；服务进口563.2亿美元，同比增长20.5%，占比13.2%，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首次实现顺差，顺差额0.1亿美元。

 

二是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往来密切，国别结构仍待优化。

我国与“一带一路”绝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服务贸易合作关系，但是国别合作差异较大，国别结构较为集中。从2021年数据看，我国与新加坡、俄罗斯、阿联酋、马来西亚、越南、印度等前十个国家服务进出口额占近80%的份额，其中新加坡是一带一路最大服务贸易合作国，占比达到44.3%。这与新加坡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紧密相关，是我国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和“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跳板，这也是我国与新加坡服务贸易合作十分紧密的重要原因。这与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合作国别构成相对集中类似，未来有待进一步开拓其他有潜力的国际服务贸易市场，进一步推进服务贸易合作的市场多元化，优化服务贸易国别构成。

 

三是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和数字服务贸易在“一带一路”合作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一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服务贸易以传统的旅游、建筑和运输服务贸易为主，新兴的金融、技术和知识产权、软件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新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较少。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以旅行为代表的传统服务贸易受到巨大冲击，而知识密集型服务，尤其是数字可交付的服务贸易成为稳定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商务部统计，2020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外包执行额1360.6亿元，同比增长8.9%。2021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国家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2261亿元，执行额1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7%和18.7%，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以软件和信息服务、服务外包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和数字服务贸易在“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四是运输物流服务贸易地位迅速上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了贡献。

近两年，受疫情影响，人员跨境流动受限，面向“一带一路”的生活性服务贸易大幅萎缩，但以服务于货物贸易和生产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地位迅速上升，据统计2020年和2021年，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占比高达80%。尤其是疫情之下，物流运输成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世界各国抗疫物资、生活物资的生命线。受货物贸易和价格因素的影响，全年运输服务出口持续快速增长。2021年，我国运输服务出口8205.5亿元，增速达110.2%，成为服务贸易十二大领域中出口增长最快的领域。以陆上铁路运输为例，2021年中欧班列开行量达15183列，同比增长22%，首次站上1.5万列大关，连续两年突破“万列”，是2016年统一品牌时的9倍，年均增长率达55%。全年运送货物146万标箱，货值749亿美元，实现逆势大幅增长。2021年，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80个城市，较去年增加2个国家和88个城市，通达城市数量增长了96%。

 

五是各省市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努力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地方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合作的新亮点。

当前，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推动下，相关省市和城市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服务贸易领域合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天津市2021年与“一带一路”国家跨境收支合计达264亿美元，同比增长13%，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超570亿元。重庆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推动下，开通了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该通道是中国首条面向单一国家点对点的国际数据专用通道，具备高速率、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的特点。截至2021年12月底，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金融领域合作项目208个、金额232.3亿美元；基金管理规模14.6亿美元；创新跨境金融服务金额36.6亿美元。国内主要城市积极参与中欧班列建设和运营，截止2021年底，国内开行中欧班列的城市共68个，其中西安、重庆、成都、郑州、乌鲁木齐5大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的开行量稳步增长。

 

（二）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一是与货物贸易和投资合作相比，服务贸易合作相对滞后。

尽管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合作仍然滞后。2021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11.6万亿元，创八年来新高，同比增长23.6%，占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9.7%，远高于“一带一路”在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中的占比。2021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384.5亿元，同比增长7.9%，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达14.8%，同年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5785.7亿元，占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57.9%，上述比例都高于“一带一路”沿线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

 

二是高技术服务贸易合作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我国提出了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旨在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领域仍然以传统的运输、建筑、旅行等为主，而数字服务、研发设计、技术和知识产权、节能环境服务、医疗卫生、中医药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合作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三是新冠疫情反复和俄乌冲突等对“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构成挑战。

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仍在持续反复，“一带一路”国家抗击疫情采取的封闭关境、限制人员跨境移动等措施势必对服务贸易合作构成巨大冲击，这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旅游、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同时，俄乌冲突所涉及的地理区域正是“一带一路”的中心地带和我国面向欧洲合作的重要通道，这势会对我国陆上物流运输及其他领域合作构成重大影响。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持续出台金融、贸易、技术、投资等领域制裁或限制措施，势必对全球包括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服务贸易合作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三、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与相关各方一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未来，我国应继续巩固与“一带一路”沿线“硬联通”的基础上，要加大服务贸易合作力度，积极推动“软联通”，积极拓展合作新领域，优质打造标志性工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是借鉴制造业国别合作园区建设经验，加快建设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园区。

借鉴我国参与制造业国际合作的经验，按照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任务要求，加快推进建设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示范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示范区应是新时代我国参与服务业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推进我国服务产业国际化发展和创新发展的新空间。建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针对性选择重点国别共商共建服务贸易合作园区，支持国内重点城市和边境地区利用自身优势和产业特色，建设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的平台载体。

 

二是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物流运输服务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海运网络体系，加快建设“空中丝绸之路”、“中欧班列”等合作项目。

物流运输服务贸易是我国面向“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领域，这对疫情之下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海运方面，要进一步发挥我国全球海运网络优势，继续提升我国航运企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适应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需求，继续完善海运航线和重要运输物流节点布局，做好全球运输服务工作。在空运方面，深化“空中丝绸之路”建设，要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航空运输协定，适应我国货物贸易和人员跨境的国别地区变化，开通更多国际空运航线和货运航班。在陆上运输方面，要进一步提升“中欧班列”市场化水平，平衡去程和返程货源，规范国内城市参与“中欧班列”建设秩序。在物流快递方面，鼓励中国快递企业走出去国际化发展，面向一带一路广泛布局物流快递网络，打通我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物流快递毛细血管。

 

三是强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提升“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水平。

数字经济全球经济转型发展的大势所趋，“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存在数字基础设施缺口较大、数字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数字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无法抓住当前的数字红利，那么数字鸿沟将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因此，沿线国家有对发展数字经济的巨大需求。我国应抓紧这一机遇，发挥我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优势，强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推动我国数字企业积极布局“一带一路”市场，与东道国企业共同建设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深入发展“丝路电商”、提升软件和信息技术合作水平、拓展数字技术合作与应用场景，提升沿线国家数字化能力和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

 

四是建立健全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合作机制。

目前我国与与14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建立了90多个双边合作机制，未来要充分利用这些合作文件和合作机制，增加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内容和合作项目。同时，要积极落实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和金砖国家签订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服务贸易合作倡议》和《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合作路线图》，支持地方城市与相关国家建设双边服务贸易合作的先行先试区。利用国际友城合作、人文交流、重大国际展会等平台和契机，积极开拓合作渠道，构建广泛的服务贸易与服务业投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

 

作者：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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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商务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