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软肋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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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发展服务外包是中国面临国内外环境变化和机遇的一项重要选择。据统计，服务外包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加工制造业的20倍，能耗仅为制造业的20%。因此，服务外包业还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绿色引擎”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

　　虽然我国的服务外包业起步晚，但发展速度非常快，去年，我国服务外包合同签约总额达247.1亿美元，同比增长37.0%。据了解，与国际市场比较来看，我国的服务产业目前还面临很多困难。

　　人才问题是首要问题

　　据了解，当前人才是制约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众多服务外包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晓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企业层面来讲，人才问题是主要问题，尤其是中高端人才非常短缺。天津鼎韬外包服务有限公司的CEO齐海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人才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从人才的适用性看，我国人力资源基数较大，但是对口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人才数量却不多，人才二次培养的任务相当艰巨，产业发展压力也在不断上升；二、从外包人才的流动情况看，人员的稳定性差，尤其是针对呼叫中心这类的特殊细分行业，较高的人才流动率已经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三、符合外包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高端人才更为匮乏，尤其是在外语能力、专业技能和项目管理上能满足外包企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不足，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短缺。

　　王晓红分析说，造成我国中高端人才紧缺的原因主要是：一、人才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服务外包人才主要来源于二、三本院校及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很少是来自重点大学，这些院校和机构培养出来的人才基本上都属于技能型的人才，这就决定了当前我们服务外包的人才结构。二、课程设置上在新兴产业方面还处于空白。由于服务外包产业属于新兴的产业，目前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上还没此类的课程。

　　齐海涛表示，要解决当前人才紧缺的问题，就要制定出有梯度、有层次的差异化人才引进和培养战略。他说，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实施不同的战略。如针对服务外包普适性人才，就要积极借助各地高校以及服务外包培训机构的力量，加大人才的二次培养力度，通过制定企业岗位说明书，有针对性的培养企业对口需求人才，保证人才培训后能即时上岗；对于高端人才，尤其是技术型人才、项目型人才以及市场型人才，就要采用人才引进的途径，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鼓励方式，企业主要通过薪酬福利体系、个人发展空间以及企业文化等方式吸引海内外高端人才回流；针对产业内普遍存在的人才流动大的问题，就要在产业人才标准和待遇体系上做足文章。另外，以企业为主体从自身员工待遇方面出台新措施，通过企业文化氛围打造、提升员工工作满意度以及薪酬福利待遇等多个方面提升企业员工流动率的控制率，有效遏制人才流动。

　　王晓红认为要培养全产业链的人才，就得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要根据我国产业发展的需要对现行的教育的体制和模式进行创新性的改革，要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要考虑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要面向市场培养人才，要让校企形成有效对接。

　　产业政策有待创新

　　“十一五”期间，我国为了鼓励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税收返还政策、房租减免政策、人才补贴政策等等，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了抑制了产业的发展。

　　齐海涛说，这些政策虽然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但却因为这种“特殊照顾”和“庇护”， 加上各地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及平台与各个城市和园区没有形成合力；多数政策缺乏针对性，同质化问题严重，没有因地适宜，紧跟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趋势，从而导致了部分企业的懈怠和懒惰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部分有潜力的企业向高端转型的积极性和迫切性，打乱了市场自然的优胜劣汰体制。他建议，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要紧密结合产业发展的趋势，要从单纯的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向引导企业加大研发及市场投入、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鼓励服务外包企业自主创新、加强人才引进及培育及产业链高端转移。要使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岸和离岸两种业务并重发展。要对现有的政策进行创新或深耕，要进一步扩大政策的覆盖范围。

　　王晓红认为，我国现行的政策要进行调整。她说，我国当前50%的离岸标准有点高，应该降到20%较合理，否则这样不利于在岸外包的发展。她告诉记者，现在好一点的园区，如苏州工业园才达到25%左右，其他的如成都、西安等城市基本上都在20%的离岸水平，如果把标准统一定在50%，那大家就会为完成离岸目标而忽视在岸外包业务的发展，标准定得太高，很多的服务外包企业享受不到，这样对整个的服务外包业发展也不利。

　　亟需制定与国际接轨的行业标准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充当着世界的工厂，我们的生产率很高，可利润率却很低；我们的出口量很大，但贸易摩擦也居世界榜首，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标准，所以就很被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了，现在很多外包企业反映，对自己的企业性质搞不清楚，不知道自己企业的主管部门是谁。齐海涛说，这都是没一个统一的行业标准所造成的。他说，目前，我国服务外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业标准，包括服务外包的人才标准、服务水平标准、服务企业性质界定标准、园区运营的标准、商业信息安全的标准、数据交易的规范标准及行业管理标准等等，从而造成了我国服务外包业发展不规范的现状。

　　王晓红表示，我们亟需建立一个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服务外包的行业统计标准，目前，我们所用的数据都是IDCT 和Gartner两个公司的，我国作为未来全球第二大离岸目的地国，要有我们自己的统计标准和口径才行，那样才能对全球的服务外包有所贡献。

　　除此之外，持续上升的成本、变动的汇率及融资难等都是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现实难题。由于我国目前的服务外包产业还处于国际服务外包业的低端，大多数企业赖以生存的空间还是依靠低成本优势。另外，随着我国人力资源成本和CPI、PPI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原来的优势向劣势转变。还有，人民币升值也挤压了原有的利润空间。加之，我国的服务外包企业中中小企业居多，融资难一直是这些企业发展的桎梏。

　　王晓红谈到，要抵御汇率变动的风险，最好是两条腿走路，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兼顾，在岸和离岸联通发展。

　　齐海涛告诉记者，当前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融资渠道单一，过于依赖国家层面的资金申报和补贴，企业自身获取资金的能力较弱。他建议，应该由政府出资成立企业信用担保中心，通过搭建投融资担保平台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业务，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另外，也要建立市场化的资金动作方式，利用传统融资渠道以外的机构，整合由小额贷款公司、信用担保机构、融资租赁机构、PE投资机构以及私募基金管理等各类风投机构组成的融资资源，搭建投融资平台，从而拓宽多元化的企业投融资渠道，改善投融资环境。

　　在谈到企业成本问题时，齐海涛说，要实现服务外包产业的二次转移，即加快产业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从一线城市向全国二三线城市转移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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